那时天色已晚，我走自己的路，回火车站。路边有个男人坐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边喝边对着面前的粗树杆说话。他手握一个酒瓶，仰头看着我走到面前，头深深一垂，猛又抬起看我一眼，把酒瓶递过来命令说：喝！

我没接酒瓶，他收回酒瓶往自己嘴里猛灌了几大口，又递到我眼前说喝！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他大笑起来，对着树杆又说了一通话，然后又叫我喝。三口烈酒下肚，我又一次浑身发热，头晕眼花，觉得对方很有意思。

我对他说，老子家种的树，是外国树，听不懂中国话。

他转脸死死盯着树，眨眨眼说，怪不得，老子说了半天它也不开腔，原来是个哑吧。

我头晕，在他身边坐下来。

他对树说，大爷，公安局想抓我，十多年都抓不到，老子从没见过那么歪的。

我说，不可能哦，抓了那么久都抓不到，我不相信。

他说，老子从来都不偷东西，看他们抓个铲铲。

我说，我还不是从来不偷，但是照样怕被抓到。

他说，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都怕遭抓。他们非要抓我，说我操得撇。

我转头看了看，附近没人。

他又对树说，成都公安局长咋个嘛！局长说哪个偷就抓哪个，老子就偏不偷，他抓个锤子。还说我是老偷哥，他晓得鸭儿！

我说，你偷过没有嘛？

他说，老子早就想偷，一晚没睡着。

我说，算了，不说那些了，发牢骚不管用，谨防遭逮到。

他对树大叫说，想逮我，哼，你要咋个嘛，大爷？

不知什么时候，一大群人围了过来。我睁眼一看，明亮的路灯下面，一辆警车停在路边，几个警察揪住那个爬在地上睡死过去的酒鬼，几下塞进了警车。一个报社女记者拍照完，找到我问情况，叫我配合。我说头昏，想不起来刚才的事情，也不认识被抓的人。她说到报社去休息一下再讲，要得不？

“路远不远？”

“有点远，在红星路，有采访车。”

“到报社讲完了，你要亲自送我回火车站旅店才行，不然我找不到路。”

“好，没问题，马上走。”

汽车开到半路上，我问女记者，我想到她们报社上班，要得不？她说报社正在招人，我可以报名试一试。十多分钟后到了报社，在楼上一间屋子里讲完后，女记者把她作的记录让我过目，我看后补充了几点遗漏，纠正了几个错别字。她有点不高兴起来，边改字边说她忙得很，抽不出时间送我回去。我提出另找人送也行，她沉默了一会，出去找来一个壮实的男人，连一个谢字也没说就走了。送我下六层楼的过程中，那个男人也一声不响，刚送到大楼门口，他飞起一脚把我踢了个跟斗。

“自己滚回去，酒疯子！”他小声说道。

“还想进报社，给老子爬远点！”他又踢我一脚，转身回了大楼。

我先头是有点酒意，现在依旧头晕，在地上爬来爬去找眼镜。戴好眼镜后，我看看大楼前的院子里静无人影，忙起身出了大院门。夜深人稀，找不到人问路，追了远处的几个路人才大致弄清回火车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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