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不理解：“你儿子？是怎么进九大的？交多少钱？”
“考的嘛，四百三，专科，马列专业，交了三千多。”
“不可能吧！我老三才交八百多，该不会她又在别的地方借了钱去？”
刘政昌拉过阿爸的手说：“现在挣钱不容易，好多学校都为了整钱，他妈的什么政策，居然不包分配，那这书读来有何用？还不如早点回来顶我的班。”
听了这话，阿爸反而确定了我是在九大读书。
但对那种不包分配的做法，却气上加气。
刘政昌又说：“把你女儿喊回来好点，白费时间不说，供不起！我儿子就懂世，自己不愿读。”
阿爸心想：“只要不拿钱，看她能混多久。”
回到家里，阿爸首先对阿妈发话：“从今以后，不许你寄钱给老三，已经搞清楚了她的情况，原来硬是真的骗我们，是不包分配的。”
阿妈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问：“你又没去成都，搞清楚啥？”
阿爸不耐烦地说：“我的同学已经把老三的情况全部告诉我了，他的儿子就在九大读了几天书回来的，说是同老三在一个年级。不晓得她还在哪儿骗了几千元钱来交学费，三千多元钱啊！急死我了。”
“本来我已经身无分文，要寄钱也没办法，你来说这些话等于放屁。”
就这样，刘政昌及其儿子的瞎话，害得我在母亲的眼中也渐渐失去了信任。
正当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汉晨身上的时候。
又接到汉晨寄来的坏消息，说是胡清泉在岷山的工程卡了壳。
已经被省上的机关，清除出了岷山市。
理由是无证施工，要巨额罚款。
幸好被一些官场上的朋友帮着解围，算是扯掉了。
现在胡清泉呆在气象局吃老本，无事可做，支援的事就只有用心情来表达。
、就像是上刑场一样
我看完信，对一切都反感得无法控制。
一连饿了两天，宿舍里的其他六位同学，还以为我在害毛病。
吃不下饭，在该吃饭的时间里吆喝一声算了事。
直到第四天，我不得不将自行车骑到会府市场低价卖了。
换回一点生活费，才算吃了一顿好饭。
为了不让人知道底细如何，我很少与宿舍里的同学来往。
有时连话都不搭一句，其他同学也没介意。
以为我是过于内向的人，不说话和不想说话就不勉强。
在我的眼里，这几名大学生不值得一提。
平时的学习问题，都难不住我。
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外语课。
一旦遇上了外文课时间，就像是上刑场一样。
叽叽咕咕闹了半天，还是搞不明白外文教授的嘴巴在变什么鸟叫。
有同学就给我出主意：到了过级考试时，请外语好的同学小帮一忙就过关。
我本人自然不知道这个忙的帮法是怎样，但认为学编导的学生，被强制学外语。
有点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就像卖鸡肉的人非要去养几只鸭来看游水一样。
军训之后，返校的学生中，很多人并没有回个神。
我本是彝女，对那军训一点也不在意。
在九大的生活时间拉长，又为学习又为生存失去了思考。
生存，就是吃饭，没吃就得倒下。
每天上完课，就去家教和到九眼桥上去帮人擦皮鞋。
一旦遇上市政管理员来了，所有的擦鞋大军就像耗子，四处飞奔逃跑。
幸运并非一直光顾我，也被捉拿归案过几回，可是又不思改悔。
罚款没钱，问家在哪儿呢，又说没家，上上下下一个人。
进了派出所，还有幸捞到几碗不出钱的饭。
最终，我的两样兼职，都没能解我出困境。
想起那招办主任，这名曾是我以第一恩人对待的女人。
是她帮了我，还是她害了我，不论怎样。
都应该去跟她进明情况，这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
因为，在我看来，她算是我在成都认识的第一好人。
从边城出来报名时，我还送了她一包茶叶。
在招办，经哭泣加无奈。
才得知主任姓岳，叫岳琪，她爱人姓高，在锦江区政府工作。
听了我的经过，叫我别急，说好只要碰上困难讲一声就是。
犯不着去擦皮鞋，读好书才是第一位。
不愿用外人的钱，是我脑海一直记着的。
自己能挣几个生活费，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借钱就有还不清债，这如何是好？
想好自己不借钱，却又来找岳琪。
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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