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所谓“结论”（二）（2 / 2）

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鼎等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曲靖的出现，与先秦时期曲靖就是中原文化经“西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咽喉之地有关，表明中原文化传人云南首先是在交通线上的“纽结”地带。云南曲靖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古道交通将滇池文化传播出去。“在四川、贵州、越南、泰国都发现过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都可能是与滇交换所得。”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东山文化中的基本典型器物中也出现过，表明曲靖的青铜文化通过“西南丝路”对东南亚一带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楚、滇及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在这条丝路上交流融会。

曲靖以北，古西南丝路云南段的更北端的昭通地区，出现了与巴蜀更相近的青铜文化，大量出土中原式剑及秦和汉初的半两钱币，还有脱胎于中原商周文化的饕餮纹戈。汉通南夷道后，汉族大量进入云南昭通，进一步扩大了内地文化的影响。出土了以洗、釜、甑、壶、车马器、铜镜、印章为主的汉式器物，表明云南昭通在两汉时已基本是汉文化地区。在云南昭通水富出土的一枚蜻蜓眼似琉璃珠和在昭通市出土的一件高鼻、卷发的铜跪俑，或许是由中亚经蜀――身毒道的舶来物。

中原文明大约在4000年前进入青铜器时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夏、商、周文明时代。而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可以推算，“五帝时代”则大约在4000－6000年前。《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古特别是科技考古的帮助。

在1万年前，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当时非常发达的种植业。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获得重要考古发现，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已创造出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驯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期的长江流域的遗址。在1万年到4000年前的这6000年时间里，中国文明的确是“满天星”式，东西南北中都有相应的考古发现。连“龙”形象的诞生都有了考古依据。2005年12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说，辽河流域有关龙的考古发现证明，龙最早起源于辽河流域，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辽河流域考古发现最早的龙为摆塑龙，它位于辽河支流绕阳河源头的查海遗址。这个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

在云南澄江县的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有3个城市,其中最早的是俞元古城,后来在史书上神秘消失,这是很多专家倾向于认定水下城市就是俞元城的原因。然而,耿卫却对“俞元”两字有独特的诠释,他认为,“俞”在古汉语中有“最初”之意,而“元”有“原始、根基”之意,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最初的高大的根基”。

耿卫说,“和其他的古代文明遗迹相比。抚仙湖水下遗迹的规模绝不逊色。拥有超过21米的高大建筑,这在玛雅文明遗迹中都是不多见的。对它的研究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困扰考古界多年的古滇文明的谜团,很可能通过抚仙湖水下古迹揭开。”

公元前279年,楚国大将庄率领大军直扑滇地(现在的云南地区),征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正当庄准备班师之际,偏偏赶上秦国入侵楚国,切断了他回国的后路。庄索性就在滇地称王建国,史称“庄王滇”。

到了汉武帝时代,中央王朝把滇国所在区域设为“益州郡”,下辖24个县,滇王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古滇文明逐渐衰弱,融入中原文明。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关于古滇国的一切,逐渐湮没无闻,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历史之谜。

3.史籍中的古滇国

西南夷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后为两《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所沿用。西南夷是秦汉时分布于巴、蜀西南非华夏族类的概称，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全省。作为最早见于历史文献的西南地区居民，西南夷是研究西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对西南地区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凡治民族史、西南地方史的学者无不研究过西南夷。然而，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论见歧出，众说纷纭，迄今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不但影响了学术界对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情况的认识，也是当前学术界在西南民族源流问题上看法不一的重要原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资料结合考古材料，以有别于前人的方法和思路，对西南夷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求教于专家学者。

秦汉时期西南夷溯源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夷（原作“西南夷”，今据方国瑜说改。）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夷”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的族类。其实，“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这是讨论西南夷必须先明确的地理概念。《史记》说的很明确：西南夷就是“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里把西南夷各部的名称、分布、社会经济特点作了精炼的概括，成为我们研究此时西南地区族类情况的重要资料。有的学者将司马迁所谓“皆氐类也”，理解为“西南夷”“皆氐类也”，断定西南夷统统是由我国西北地区甘青高原迁徙来的外来民族。细细推敲，司马迁所谓的“皆氐类”并非指所有“西南夷”，而专指“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的白马等族类。目前，研究者已认识到，西南夷不仅有氐羌、还有百越、百濮，这种看法无疑更符合秦汉时西南地区的民族情况。然而，多数研究者还是把西南夷都看成了由外地迁来云南的民族。在谈到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论者也多侧重于寻找云南各地新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藉此说明云南各民族是由我国其它地方迁徙而来的。

以上看法都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族类情况。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看法所依据的文献资料都是由内地史家文人记录、撰写的，而当时云南与内地交往活动较少，内地人对云南了解、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就不能不有所局限，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时，只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在金沙江以北的邛、、昆明地区活动，对云南各民族的情况作了一些远距离的了解。《汉书》的作者班固未到过云南，其关于西南夷各部的记载，基本是《史记》相关部分的转录。《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未到过云南，其书中关于云南的记载，系来自当时所存诸本《后汉书》及地志、杂载之书。晋时常璩虽为蜀郡人，但其作《华阳国志南中志》也只是“考诸旧纪、先宿所传”，更何况其作书时已距秦汉甚遥。因此，我们认为，文献资料是了解秦汉时西南夷情况的重要途径，但不能是唯一途径，只有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才能对秦汉时的西南夷，尤其是其渊源作出全面、科学的认识。

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它说明云南在远古时期即有了原始居民。其后，又在昭通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昭通人”，在西畴县仙人洞发现了“西畴人”，在丽江县木家桥发现了“丽江人”，在呈贡县龙潭山发现了“昆明人”，在蒙自县杨干寨马鹿洞发现了“蒙自人”，在保山市塘子沟发现了“蒲缥人”，在施甸县姚关乡小汉庄村万仞岗发现了“姚关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另外，在其它地方还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分布于元谋、昆明、呈贡、嵩明、寻甸、路南、江川、马关、西畴、丘北、罗平、河口、丽江、保山、施甸、镇康、耿马、昭通等市县，说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云南已有不少居民居住。据研究，“云南旧石器的共同特征是以石片石器为主，打下石片一般不经加工即予使用，经过第二次加工的石器很少，打片用锤击法。”这种方法，与四川、广西、广东、贵州以及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的制作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此时居住在云南的是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土著居民。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经全省文物普查，有300多处遗址，几乎遍布云南全省的所有县市。据分析研究，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达八种（阚勇等认为有七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的繁荣显然与云南居住人口的增加密切相关。然而，不少研究者把此时的云南居民都看成是外来移民。如果对一些考古学材料进行一番思量、玩味，我们便可发现这种看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云南是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并且存在旧石器时代大多数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尤其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云南土著居民的文化遗迹几乎遍及云南全省，为何进入新石器时代，云南的土著居民便突然销声匿迹，为外来民族所取代？尽管表现出了许多与黄河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同或相似的现象，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其特点，

“例如，陶器纹饰以划纹和压印纹为主，普遍存在平面呈梯形的扁圆柱形石斧，这几乎是洱海、滇池、金沙江中游三个地区的共同现象”阚勇先生认为“云南新石器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云南地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宜于发展以稻谷为主的农业与畜牧而充分表现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制陶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行业，多处于手制阶段，且采用原始的露天烧陶技术，器形、纹饰亦多与其他地区所出者不尽相同；各族先民的居住遗迹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异，既有以自然岩洞作为住屋的，也有河旁台地的半地穴式住屋或长方形地面木构房屋，还有湖滨地区的‘棚居’住屋；墓地与居址在一起而尚未发现专门的氏族公共墓地，且墓地又多在居址近旁，或早期住屋废墟之上，葬式复杂多变，其中断肢葬与无头葬尤为独特”。

如果说云南新石器时代居民均自外来，这些有别于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独特的物质文化又是由谁创造的呢？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所以既有自已的特点，又有与内地相同或相似之处，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然而，如果联系云南旧石器时代有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遗迹，后来又有氐羌等外地民族迁入的文献记载，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新石器时代云南既存在土著居民又有氐羌、百越等外来民族的移入，两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才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

另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等史籍和考古学界都认为是氐羌民族活动的地区，却是云南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但有房屋遗迹，也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尤其是金沙江中游地区，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种类较多，石器磨制极为精细，堪称云南新石器之最，说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与此相适应，该地区农业生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元谋大墩子遗址内一个火塘里的三个陶罐内发现了大量的粳稻炭化物，在一个圆形窖穴内发现了大量的灰白色禾草类谷壳和叶子，窖穴和大量炭化粳稻的存在，说明农产品已略有剩余，然而史籍所记载的该区域的氐羌居民尚“随畜迁徙”，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甚至到了唐代初年仍是“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的游牧生活，相对定居农业有所不同。

《山海经》证明古中国在云南

《山海经》是一部描述史前人类生存环境的书，其中很多描述跟现在云南，特别是楚雄、、丽江、大理、红河一带很相近。《山海经》中记载，古中国北边的山冬夏有雪，也就是古中国北边有雪山。雪山必须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黄河中上游北边是蒙古高原，根本没有这么高的山。而云南，有苍山、玉龙雪山等。；古中国西边的山高高五千仞，多铜、铁。要知道，黄河地区没有这么高的山，而且因为成陆比较早，黄河流域多煤，却不生产有色金属。而滇西有高黎贡山等山脉，云南又是公认的有色金属王国；古中国东边多湖水，黄河流域今天好象没有大的湖泊，而云南有洱海、滇池等；古中国“西南流注于赤水”，也就是有火山，而腾冲恰好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火山群。而且，古中国西北有女儿国，这是否是关于泸沽湖的记载呢？这些仅仅是巧合吗？

此外，山海经特别强调，古中国在昆仑山的旁边，众多学者都表示，此“昆仑”非现在的“昆仑山”。那么，古代的昆仑在哪里呢？云南人都知道，“昆明”是一个曾经生活在洱海边的部落名称。按照常理，一座山、一个部落的命名，其中必有缘由，那么“昆仑”与“昆明”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同时，我们都知道，黄帝曾经与南方的蚩尤大战，打败蚩尤后，黄帝才统一了中国。蚩尤善用巫术，而苗族恰好是善于在战争中使用巫术的民族。这又是巧合吗？会不会是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云南各部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远走他乡呢？

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矛盾，只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该区域既存在基于本地自然环境而发展起较高发展水平的农业土著居民，又存在由西北地区迁徙而来的氐羌民族，至汉代，司马迁只了解并记载了属于氐羌的昆明族。在云南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新、旧石器文化相互衔接的现象。如，保山市塘子沟旧石器时代遗址，从时间上看，距今约8000年～6000年左右，处于新、旧石器之交；从内涵看，整个遗址以旧石器文化为主，但出现了一些新技术因素，如磨琢、钻孔、砥砺等，并出现了地面房屋，表明其晚期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另外在元谋盆地的牛肩包、石垅箐、大那乌、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老鸦塘和那猛渴发现了100多件“细石器”，一般仅有二、三厘米左右，有的仅一厘米，体积小而精巧，有别于旧石器，但这些石器没有与陶片和磨光石器并存，又不属于新石器，很明显它们正处在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状态之中。在这些细石器中，还出现了“靴形细石器（编号m240）”，类似后来云南新石器文化中较典型的靴形石斧和青铜文化中的靴形铜钺。

这些都说明了云南很多地方的新、旧石器具有直接的承接关系，由此又可推断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一脉相承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应该包括云南的土著居民。综上所述，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旧石器时代以来即在云南生存、繁衍的云南土著居民或接受了外来的氐羌、百越文化、或与进入云南的氐羌、百越居民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创造、形成的，氐羌和百越居民不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更不是唯一的创造者。

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约距今3000年左右或稍晚，即商周之际，在相去不远的秦汉时期，云南的土著居民也应是西南夷中的主要部分，西南夷既包括史籍记载的氐羌和百越民族，更应包括世代居住在云南的土著居民，应为外来民族与云南土著民族融合发展的产物。秦汉时期，迁入洱海、滇池、邛、等地的氐羌居民在经济上农耕与游牧并重，发展起了水平较高的手工业，全非昔日单一的游牧民族的史实亦说明了其源流的多元性。

结束篇

一直以来，考古界都在强调，几百万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潮湿温暖，利于古猿或猿人生存。事实上，气象界的说法是，现在人类处于第四季冰川之后，整个地球的气温是不断变暖的。尤其是冰川期过后，地球怎么可能突然会变得比现在温暖呢。而事实时，距今几万年前，黄河流域的气温要比现在低得多，根本不利于古猿的进化。而在云南，因为纬度比较低，即使冬天的气温比现在低10摄食度，懂得可用火的猿人们，也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的开远，发现了距今1500万年的腊玛古猿牙齿，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古猿化石之一。之后，云南的禄丰，也发现了距今1400―1000万年的腊玛古猿牙齿后头骨。而举世闻名的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80万前，他们已经不是古猿，而是懂得制造石器和用火的猿人了，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而北方的蓝田人，生活在距今100――8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20万年以前。湖北、广东等地发现的古猿遗址，最早的也是距今400――100万年前，比云南晚了1000万年。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大胆推断，云南的古猿或猿人大致有两条外迁路线，一是渡过金沙江，经四川、陕西，到了中原地区；一是沿着金沙江，到了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云南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近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云南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茶的地方。而且，排除气候原因，现在种植这两种作物的地区都在云南周围，这也是巧合吗？会讲纳西话的人都知道，在纳西话里，“水稻”的发音是“西那”，而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称呼，不外乎china、sina两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古带云南人将水稻带到国外。外国人最早通过水稻认识了中国，便把中国叫做“水稻”了。要知道，水稻可比瓷器早出现了几千年呀。如此以来，几千后，外国人再一次通过瓷器认识的中国，他们变把瓷器也叫做“水稻”了呢？

此外，中国人都觉得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那么，为什么纳西族保存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呢，而且，东巴文可是要比甲骨文古老啊。如果我们假设，云南先民把东巴文传到了中原地区，经过演化，变成了甲骨文，再变成了现在的汉字，这对研究东巴文的来历是不是就简单得多了呢？这样一来，纳西古乐也不是失传的中原古乐，而是云南先民自己创造的，非中原传过来的。

同时，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后，云南也并没有落后。云南的开远、玉溪、昆明等地，均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其制作工艺、艺术水平，都可以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相媲美，有些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如此一来，云南的衰落应该是在铁器时代，也就是封建时代。云南为何会在封建时代开始时，被中原地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呢？这个问题恐怕要由专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解决了。

2007年4月10日夜3点

（楚笔寄书的blog/s/blog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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