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稻作起源（中）（2 / 2）

粟（setarlica），即中国先秦古籍所记载的“稷”，也就是北方的谷子，其米称“小米”。粟在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最为普遍，无疑是最主要的作物种类之一。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仍因粟是这一地区占居首位的粮食作物而受到重视，以至人们常用“社稷”（土地与粮食）作为国家的代名词。所谓粟作农业，指的是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除了粟之外还有黍（pliaceum，也称“糜子”，其米为“黄米”）、高粱等谷物和蔬菜。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最早发现的粟，是1931年，在山西万荣（原万泉）荆村瓦渣斜遗址出土的“黍稷及黍稷之皮壳”，后经日本学者和岛诚一带回，经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鉴定为粟和高粱（19）。但荆村遗址包含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遗存，标本出土层位不明确，有的学者对上述鉴定结果、特别是高粱，持怀疑态度。此外，1934年～1937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出土的瓦鬲中发现谷子粒”，但具体的情况不甚清楚

（20）。

进入50年代以后，粟类遗存开始有了较多的发现。其中，1954年～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在一些陶罐陶罐和窖穴中出土了较多的谷类遗存，经华北农学院鉴定为粟；还在一件完整的陶罐内（e.4753）发现有炭化的菜籽，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为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21）。此外，从50年代～70年

代，在黄河流域发现有粟类作物遗存的遗址主要有如下:

在黄河中游地区，属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郴县下孟村、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河南洛阳王湾和孙旗屯、临汝大张、郑州大河村和林山砦等。属龙山时期的遗址有：陕西武功赵家来（客省庄二期）、山西襄汾陶寺等。

在黄河上游地区，属马家窑文化的遗址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兰州白道沟坪和红古城、永靖马家湾、永昌鸳鸯池、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等。其中突出的是，1974年～1975年在青海柳湾墓地发掘的318座马厂类型墓葬中，半数以上的墓都随葬有容积较大、装有粮食（粟）的粗陶瓮1～4件（22）。属齐家文化的遗址有：甘肃临夏（原属永靖）大何庄，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地等。

在黄河下游地区，属大汶口文化的遗址有：山东胶县三里河、莱阳于家店（23），江苏邳县大墩子等。

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东北、西北甚至长江流域和华南的云南、台湾等地区也有发现有少量的粟类作物遗存，但一般时代均较晚。

70年代以后，在黄河流域开始发现一系列年代较早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属磁山文化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1976年以来，共发掘了345座窖穴，其中有80座残留有炭化有粮食堆积，一般厚约0.3米～2.0米，有10座厚达2.0米以上，约相当于新鲜粮食10万余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其煦先生鉴定为粟。

在河南裴李岗文化的新郑裴李岗（24）、沙窝李等遗址（25）中曾发现可能是粟的谷粒。

在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遗存h398中，曾发现少量炭化植物种子，经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黍。

在黄河下游北辛文化的北辛遗址中曾发现炭化粟遗存。

2.史前粟作农业的起源

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在中国古籍中称之为“莠”。野生狗尾草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北方黄土高原地

区，与粟易于杂交，田间常见的一种谷莠子，便是粟与狗尾草杂交后形成的一种中间类型的后代。在旧大陆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几个重要地区如西亚、中美等地，均没有发现粟类作物；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粟为公元前3000年。因此，我国黄河流域出土的粟，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栽培粟类实物遗存，粟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国内外比较一致的意见。

三、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1.关于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

稻（oryzasativa）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所谓稻作农业，就是指以稻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经济形式。世界上栽培稻分属两个种，一种通称为“亚洲稻”（iva），另一种是“非洲稻”

（berrima）。但在世界农业史上，亚洲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非洲稻。

关于亚洲稻亚种的分类，各国学者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早在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就曾将亚洲稻分为印度型亚种（长型）和日本型亚种（圆型），并为国外学术界采用。中国农业科学院著名农史学家丁颖先生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对栽培稻的多型、多生态性得出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早在中国的汉代，许慎《说文解

字》中就有关于区分籼,仙音）、粳,晶音）两种稻特性的记载。丁颖先生据此重新肯定了籼、粳稻的定名，分别命名为籼亚种（iya,sp,g）和粳亚种（iua,sp,ke两种类型，而不同意把籼稻和粳稻分别称为印度型和日本型。他指出，籼、粳稻同属一个祖先，籼稻是基本型，粳稻是变异型，它们主要是因栽培地带温度高低不同而分化形成的地理的气候生态型；在早、晚稻中，晚稻是基本型，早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季节的气候生态型；在水、陆稻中，水稻属基本型，陆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土地生态型或称土壤生态型（26）。

关于亚洲稻的起源地，最初多认为是在印度，故有的日本学者将籼稻定名为“印度亚种”。但从考古发现方面来看，印度目前发现的稻作遗迹均较晚，其中古吉拉特邦的洛塞尔遗址（lothal）为2300b.c，兰加普尔遗址（rangpur）为2000b.c。60年代在泰国东北部的能诺他ktha）和班清（banch遗址发现了稻谷遗迹，能诺他遗址的年代为3590±320b.c，班清遗址为3600b.c左右。于是又将有些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东南亚地区，发掘了上述遗址的美国考古学家戈尔曼、索尔海姆等人都认为，东南亚应是古代栽培稻的起源中心（27）。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约7000±b.p）发现了大量早于印度和东南亚的稻谷遗迹后，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至今为止，由于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加上这一地区有野生稻分布，使得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中国南部是亚洲稻的起源与演化中心这一看法。

早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就曾在著名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许多谷物压痕，后将标本带回瑞典经鉴定为稻（28）。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稻谷的首次发现。但由于仰韶村遗址包含有从仰韶文化中期到东周时期的不同时代文化堆积，该陶片具体的出土层位不清，又未发表陶片的图像，故这一发现的文化性质一直不能肯定。

从50年代开始，陆续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一些稻谷遗痕，如1956年在江苏无锡仙女墩遗址下层（良渚文化？）发现有稻壳凝块；1956年、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良渚文化）发现有稻谷和米粒及遗留在陶片上的压痕，经鉴定为稻；1958年～1959年，在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良渚文化）发现有大量的炭化稻谷；1961年，在上海市青浦遗址下层（马家滨文化）发现有稻谷及其茎、叶等，经鉴定为籼型稻。

70年代开始，稻作农业遗存有了突破性发现。最重要的发现是，1973年～1974年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4层（约7000b.p）约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量的稻谷、稻杆、稻叶，有的地方厚达20厘米～50厘米；谷壳和稻叶保存完好，有的稻叶色泽如新、叶脉清楚，有的颖壳上连稃毛也清晰可辨。经浙江农业大学鉴定为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还有粳稻存在（29）。1972年～1973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第10文化层（属马家滨文化，年代6275～5915b.p）中，发现有可能是粳稻和籼稻的炭化谷粒（30）。

80年代以后，又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1979年～1980年发掘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属马家滨文化，7100±b.p）中发现有籼稻和粳稻。1988年发掘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8500～7800b.p）中发现了更早的稻谷遗存，在一些红烧土块中夹杂有许多稻壳，有些陶器也是掺合稻壳碎屑而烧成的；经初步观察为栽培稻，但品种尚待正式鉴定（31）。1983年～1987年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8942～7801b.p）中，在一些灰土中发现许多炭化稻类籽实，在一些红烧土块上也发现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

（74.4％）和籼稻（23.3％），并有一粒野生稻（32）。

90年代以来，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据我国著名的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先生1989年统计，共发现有稻谷遗存的遗址72处，其中长江流域有57处，黄、淮河流域9处，广东2处，福建2处，台湾2处（33）。浙江农业大学的游修龄教授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水稻的品种资源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后指出：1早在七千年前已有粒形似籼似粳的区分，特别以太湖地区为突出，这表明栽培稻之分化为籼粳两个亚种是极早的事；2籼和粳系在同一遗址的稻谷遗存内出现，所占百分率因时间而异，即年代愈早者，籼的百分率愈高（最高为罗家角遗址，可达76.74％），支持了太湖地区的粳稻似有从籼演化而成的论点；3出土的稻谷（或米粒）大小明显不一，表明是较原始的杂合群体，总的是谷粒偏小，估计其千粒重在22克左右；4还有少数不属籼粳的过渡类型，河姆渡稻谷中个别有颖肩削尖的类型，这在我国现今稻谷中已不见，但在东南亚地区还有此种类型。从品种资源的角度看，正是由于新石器时期这些杂合群体的存在，代表了它们中间蕴藏着极其多样性的种质基因，使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不断驯化、选择过程中，慢慢地选出各种各样的水稻类型和品种来（34）。

此外，1963年以来，经过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我国主要分布在北纬18°～25°区域内的三种多年生野生稻，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的特性及其地理分布（35）。至今，农学家们还充分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把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自然杂交，培育出许多水稻新品种。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普通的栽培稻就是由这种普通野生稻驯化培育而成的。

2.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虽然国内外多数学者主张亚洲稻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在起源地问题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

云贵高原说这一假说主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根据自然地理条件以及野生稻资源的分布状况来论证的。如日本学者渡部世忠认为，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一带，广泛分布着与栽培稻有亲缘关系的野生稻，因而主张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地区的“阿萨姆云南说”（36）。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15000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境内现有水稻品种3000多个，稻谷的种植从海拔40米到2600米垂直分布。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特点的影响，就使得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而且，运用同功酶方法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这里的现生栽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所以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37）。

关于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问题，非律宾学者张德慈认为：“可能系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38）”。中国学者柳子明则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文献纪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39）。”

华南说这一假说主要着眼于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资源而论证的。早在1949年，著名的农学家丁颖先生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海南即今之华南有关（40）。”50年代，他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41）。”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也主张华南起源说，他认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包括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台湾诸省及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诸国，属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更新世之未至全新世之初，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及植物的种类大同小异。因此，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中，亦即人类由单纯仰仗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向生产经济转变期中，这里的文化也呈现出某些一致性，这一地区在农业起源问题上存在着若干共同规律；根据泰国北部仙人洞遗址（11690±560～8750±140b.p）和台湾台北县大坌（ben,音奔）坑、高雄凤鼻头遗址的发现，这一带从很早时候起，就可能开始了豆类、硬果类、根茎类、果树类等人工栽培植物的种植了，因此华南地区农业的起源，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南方的野生稻无论从数量或品种来看都要超过杭州湾邻近地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肯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的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

（42）。李润权先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43）。”

长江下游说主张这一假说的学者，主要是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关于长江流域有野生稻存在的情况来论证的。这一假说最早是基于田野考古发现而提出来的，如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就根据河姆渡等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于1979年提出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观点（44）。

严文明教授在80年代初期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后指出：由于河姆渡第4层的年代最早，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来看待的；联系所发现的稻作遗存年代和分布，它们很像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地逐级向周围扩展开来(图2－1)。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即马家滨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北阴阳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年～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年～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种植（45）。80年代末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早于河姆渡的稻作遗存后，严文明先生仍认为这并不

意味着早先关于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假设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所发现的稻谷遗存和农具来看，河姆渡的稻作农业已是相当发达的，比彭头山的稻作农业发达得多。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是在大溪文化时才得到显著的发展，时间比河姆渡为晚。以此来推测，河姆渡文化以前与彭头山文化相应年代的稻作农业应比长江中游发展的高，至少不应更低，稻作的起始年代自然也不能更晚。至今中国已发现的栽培稻作遗存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黄淮地区和华南很少，这固然与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有关系，但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发现稻谷遗存早、数量多，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来解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究其原因，应与长江中下游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长江中游同华南地区相比，冬夏的差别要显

著得多，即夏季炎热，植物性食物生长茂盛，而冬季寒冷干燥，草木凋零，人们很难从大自然直接索取植物性食物，对动物的捕猎也难以保持经常而稳定的收获。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这种矛盾就会日益尖锐起来，选择能食用而又耐储藏的植物加以培育已成为社会的需要。长江中下游野生稻远不如华南那样普遍，因而更增加了用人工方法加以繁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大概就是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产生的较早并且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根本原因（46）。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及其所涉及的范围等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探索。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似乎对“长江下游说”（或可包括长江中游）较为有利，而“云贵说”和“华南说”则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明。由于长江中游发现有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遗存，以及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发现了几乎与彭头山遗存同时的栽培稻和野生稻遗存，使人们不得不对稻作农业起源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历史重新进行评价。相信今后随着更加仔细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会使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日趋明朗化。

第三节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一、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

在史前农业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一直都在积极总结以往的成就与存在问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以往在探讨生产力或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时，存在着过于依赖生产工具的倾向。而且，对工具用途的判断也多限于形态方面的考察，往往忽视了对使用痕迹、复合工具的连接方式、实际使用效率（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观察研究。这种研究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工具也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而且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不是工具，所以工具也无法全面反映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民族学资料虽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虽说迄今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然毕竟已经有了起步。随着今后农业考古的大力开展和研究的深入，过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必然会逐步得到克服。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农业起源或发展水平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多方面、多角度地展开综合考察，尽可能对现有资料进行全面而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尽管其中有些因素如作为劳动者的人已很难进行详细的考察，但如果把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及能够一定程度反映收获量的各项内容综合起来，还是有可能较为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虽说有关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经济文化的发生发展情况尚不清楚，但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经济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分界限，北部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南部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这里，便主要考察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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