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新的奥地利共和国，情况似乎也还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凭想象认为你在判断我们正在考虑的精神分析问题上要表达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并不知道你是否有愿望或有影响去同这种官僚倾向抗争。

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向你表达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浅见。

在我看来，过多的规章和禁令会损害法律的威信。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禁令较少的地方，人们总是小心的遵循；而在那些每走一步你都伴随着禁令的地方，人们反倒不知不觉地对此置若罔闻了。而且，即使有人愿意认为法律和规章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认为它们经常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并伤害我们的正义感，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伤害我们的正义感，认为从当权者的呆滞僵化来看，常常除了大胆违反以外没有其他纠正这些有弊无利的法律的办法，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渴望保持对法律和规章的尊敬，那么他在制订任何法律和规章之前，都应该首先肯定能够很容易监视它们是被遵守还是被侵犯，否则还是不制订为好。

我在前面所引用的关于医生从事分析治疗的观点，有很多都可以在此重复，因为它们也同样适用于法律正在竭力阻止的外行从事名符其实的分析治疗这一情况。

分析治疗的过程极不明显，它既不用药也不用任何医疗器械。

其主要内容只是谈话，交流思想；要证实一个外行的确是在从事“分析”相当容易，只要他宣称自己只是在提供鼓励和解释，只是试图使那些正在寻求精神援助的人接受健康人的影响。仅仅因为医生有时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要禁止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科学派1的实践活动已经相当普遍——他们的宗旨是在信仰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辩证地否定生活中的一切邪恶。

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活动代表了人类心灵的一种不幸的变态；但是在美国或英国又有谁会想到禁止这种活动，并对此予以惩罚呢？难道当权者真的是如此确信救世的正确道路，以致敢于阻止每个人去努力“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2”

吗？假定许多人一旦任其行事就陷入了危险，遭遇了痛苦，那么当权者们难道不会更为小心地标出禁止人们侵越的界线，反倒是尽最大可能允许人们在实践经验和互相影响中获得教育吗？

精神分析学是刚刚诞生于世的新鲜事物，人类大众对此尚了解甚少，正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游移不定，因而在我看来，现在就用法定的规章去干涉它的发展未免操之过急，让我们允许患者自己去发现，向那些尚未学会如何提供援助

1一八七九年在美国波士顿创立的一种宣传靠信仰治病的宗教派别，代表人物是科学家玛丽。贝克。艾娣夫人。该派别声称，只要人把自认为有罪、受苦和将死的错觉纠正过来，就可以获得健康。——译者注。

2源出一句名言：“在我的国家，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据说这句名言系腊特列大帝所说。

的人去寻求精神援助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这样解释，并提醒他们加以防备，但是大可不必予以禁止。在意大利的各条大道上，我们能见到那些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上印有一条简洁而醒目的告示：“chitoca，muore〔小心触电〕”。

这完全可以起到提醒过路行人不要碰触可能悬挂下来的电线的作用，相应德语告示就表现出一种多此一举的、令人生厌的噜嗦：“dasberuhrenderlietungsdrahteist，weillebensgeatahrlich，strengstensverboten〔碰触传播电缆有生命危险，所以应严加禁止〕。”

为什么要禁止呢？

任何珍惜自己生命的人都会自己禁止的；而任何想要用这种方法自尽的人是不会请求准许的。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举出一些反对外行分析的合法先例；我指的是禁止外行施行催眠术以及最近实施的禁止举行招魂仪式和成立招魂会的法令。”

我不能说自己赞成这些措施。后者其实是完全公开地利用警察的干涉来侵犯、破坏知识界自由的行为。

我本人当然并不怎么相信那些所谓的“神鬼现象”，也根本不渴望它们得到认可。但是这样的禁令并不能扼杀人们对那个假定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它们可能会带来很多危害，可能会阻碍一种公正不倚的好奇心的正常发挥，而这种好奇心也许会导致一种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扰乱人心的可能事物的判断。但是这又是只有在奥地利才有的事。

在其他国家，“灵学”研究并不遭到法律的阻碍。

催眠术的情况和分析的情况多少还有些不同。

催眠术的作用是触发一种反常的精神状态，如今只被非医学界的人用于当众表演的目的。假如催眠疗法还保持着开始时的那种前程远大的面貌的话，它本来也能达到类似分析疗法的地位。

不巧的是，催眠术的历史却以相反的方向为分析疗法提供了先例。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讲师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医生们愤慨地抨击催眠术，宣称它是骗术，是魔鬼花招，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

今天他们却又垄断了这同一种催眠术，并毫不犹豫地把它用作检查患者的方法；对于一些神经病专家来说，它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治疗手段。

但是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根本无意以分析中应该偏向法律控制还是偏向任其发展的决定为基础提出任何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权人物的偏爱很可能比具体说理更有影响。我已经阐述了在我看来是赞成laisezfaire〔放任主义〕政策的意见。假如采取另一种决策，亦即采取主动干涉的政策，那么在我看来，仅仅以站不住脚的、不正当的措施无情地禁止非医生从事分析，无论如何是不足以令人心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考虑：必须制度允许所有致力于使用分析疗法的人都能从事分析工作的条件；必须建立起能够使人从中学到分析工作的性质及其所必需的准备条件的权威机构，还必须鼓励人们开拓分析教学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应该或者听其自然，不予干涉，或者建立秩序，澄清问题，而决不应该以一条机械地从不合理的规定中搬来的孤立的禁令鲁莽地闯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境地。

七

“不错，可是医生呢！医生呢！我真的没法把你引入我们的真正话题。

阅读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最新章节 请关注书趣阁(www.sq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