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1。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

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

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

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

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性目的。

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

1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aichorn）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英译注。

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1，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

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

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2；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1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

2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

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

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maxeintingon）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1。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2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1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1930b）。——英译注。

2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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