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2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1这里暗指荣格（carlguslavjung，1875—1961，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2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theinstinctformastery），有的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conflict），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

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

1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stekel）。——英译注。

没有关系。

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

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

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错误的危险。

因为错误是不可能防止的。

我们拒绝与我们相矛盾的见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运用它，以改变我们的观点。

b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我们把这一学说付诸实践而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其他各种具有客观性质的运用，则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理解人类心灵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次值得注意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中，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的道路1。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然而后来我们却发现，在病理学过程与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各

1指勃洛伊尔（breuer）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见《引论》第十八讲。——英译注。

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这样，精神分析就变成了深层心理学。

加之没有心理学的合作，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主动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广阔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心灵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其他学说进行交流。然而，这些任务不幸遇到了各种植根于同一环境中的障碍，它们甚至迄今亦未克服。

这种运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有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分析者却缺乏这种知识；另一方面，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的人，即有关领域的专家，却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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