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首都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素有“南美巴黎”的美誉。它东临拉普拉塔河，西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潘帕斯大草原，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这座城市分为1个联邦区和198个近郊区，以至于总面积达43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1300多人万，挤身为南半球最大、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这里集中了阿根廷全国35%以上的人口，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值以及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繁华相比，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区的极寒台地、还是安第斯山区的高耸山麓；从东北部地区的沼泽和密林到西北部地区的荒漠高原都显得与文明格格不入。有人称这座城市为“南美的天堂”，的确这里有通宵不息的热情探戈，有饮之不尽的来自门多萨（注1）的香醇美酒。但是深居其中的阿根廷人却很少有人象那个当年仅有23岁的恩内斯托那样骑上一辆老旧的“诺顿500”摩托走出那些莺歌艳舞的迷雾去感触自己的祖国最为真实的疾苦。却真切的体会那天堂四处的万劫地狱。
不知道是否上帝有意的作弄，执掌着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现任总统胡安.卡洛斯.穆尼洛和他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主要对手―法国总统萨科齐所乘坐的专车竟是同一款式―都是法国雷诺公司的威赛帝（velsatis）豪华两厢车（世界上估计也只有法国人会别出心裁的把豪华车做成两厢的）。此刻在简约、精致的车厢之内，伴随着一曲悠扬的安第斯民谣，闭目养神的高位者此刻心中是否可以如歌声中所描绘的那般平静悠长，或许永远无人知晓。
与传统的那些富有贵族气息的阿根廷政治人物相比，胡安.卡洛斯.穆尼洛的出身或许只能用卑贱来形容。自1810年5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以来，几乎整个十九世纪中的这个国家政治都由各个省和布宜诺斯的贵族垄断着，这些贵族们加入由有著候选人资格和官职的成员们所组成的“俱乐部”，把持着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利。一直到1890年才产生了第一个有强大利量且由广大民众参与的国家政党。虽然众所认为的阿根廷政治活动自1853年宪法核准后就正式开始了，但是整个阿根廷的政治事实上依旧演习着其传统的走向―可以说这个国家依旧被一群从属于传统家族的少数人掌握著，中产阶级的国民不参与此活动也对此表现出很少的兴趣，政治运作机械的以无可置疑的国家总统形象为中心，各个省的省长们听命于总统，同时管制著地方。而反对派们往往只能从激进的低层民众那里获取力量。虽然各大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看似风起云涌，但是上台之后却又往往换汤不换药，久而久之连低层民众都对政治感到了厌恶。
据说在阿根廷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正是由于一直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阿根廷的经济虽然在19世纪增长迅速，甚至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以至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却接连深陷于债台高筑的经济危机之中。
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为此阿根廷人自作聪明的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其主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这种揠苗助长的经济发展悲剧在20世纪中叶的发展国家中虽然并不鲜见。
不过阿根廷人很快又犯了第二个错误，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留下的种种弊端，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方面，他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他对国有企业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感觉“整个国家都被卖了。”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政府可以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继续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固有的缺陷与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终于使阿根廷在1982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被称作“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0.7％，而通货膨胀率则居高不下，1989年高达4924％。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通货膨胀问题依然很严重。而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其最关键的原因不过是政府用开动印钞票机器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
而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还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增长快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快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了投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储蓄和增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阿根廷的这种重消费、轻积累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民众主义政策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寻求更多的民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如在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然而，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民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庇隆才终于交出了权力，到巴拉圭避难去了。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大量外资的流入、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经济改革释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6％和9.6％。在1991－1998年的8年时间内，只有1995年为负增长，因此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仍然达5.8％，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3.5％）。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国际社会褒扬的对象，“阿根廷奇迹”之类的美称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但是，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却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尽管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
这次债务在十年之后的卷土重来并不难以预料，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2000年10月6日，阿根廷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在反腐败问题上与德拉鲁阿总统不能达成共识而辞职。此举使德拉鲁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忧阿根廷会不会公开宣布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或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为了阻止人们挤兑银行和资金外逃，德拉鲁阿总统于12月3日起开始实施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储蓄者从银行提款，即储蓄者每周只能从银行取出250比索。此外，政府还规定，许多种类的美元存款将被冻结到2003年。
这些极端措施虽然使银行系统幸免于难，但在各党派和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分歧，也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许多储蓄者说：“无能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泥潭，而今却又禁止我们取出自己的钱。”2001年12月18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抗议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这一骚乱持续了2天。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近30人死亡。面对这一局面，德拉鲁阿总统只得辞职。
2002年初，阿根廷曾在两周内更换5个总统，年经济负增长16％，政治动荡，民不聊生。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却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但是没有人知道政府为了缩减开支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所放出了更为可怕的恶魔。
进入2001年以后，阿根廷执政的德拉鲁阿政府为了振兴阿根廷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鼓励企业提高效益，以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振兴肉类加工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扩大出口；努力减少公共开支，通过提高税收体系的效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为了继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德拉鲁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只能用饮鸩止渴的措施来平衡财政收支。比如除外交部部长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得打国际长途。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因为加班工资比正常的工资高出很多倍。其结果是，由于电视台无人加班，电视信号无法传送，德拉鲁阿总统的一次电视讲话也难以在晚上进行实况转播，只能在次日播放录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停止购买用于制作护照的纸张。约8万人因无法及时更换护照而影响了出国。
但是最为愚蠢的莫过于德拉鲁阿要求3/4的阿根廷军官轮流放假一段时间，其他军官则可以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以减少工资支出。尽管在债务危机时期，阿根廷周遍没有太过严重的国防危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开源节流似乎也并非什么坏事。但德拉鲁阿和他身后的文官政府们显然忘记了阿根廷军队从来就不是性格温顺的“美利奴羊”（注2），而是一群“食肉的公牛”（注3）。无论是历史传承还是现实的压迫，都迫使阿根廷军队作出自己的选择。
1810年5月，阿根廷人用自己的鲜血和抗争从马德里手中赢得了独立。然而，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非意味着和平与建设的开始。阿根廷国内对立的局面日趋严重，特别是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阿根廷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1816年，阿根廷刚从西班牙独立，就陷入内战。一直打到1853年，明智的乌尔基萨将军掌权之后，平息了地方势力间的争议，成立了阿根廷联邦共和国。
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军队在拉美国家毫无疑问的享有特殊的崇高地位。独立之初的拉美政治领袖大部分也是独立战争的军事将领。西班牙人留下的封建经济制度与军人结合，形成了封建军阀体制，这种体制在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另一些国家比较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也相应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军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特殊地位。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共和国经历了她的黄金时代：一个军人―乌尔基萨将军阿根廷有了宪法，有了军队；不守国法的印第安人被从世代游牧的潘帕斯草原驱逐；欧洲移民占据和扩展了广袤的牧场；英国人投资修了港口和道路；高质量的牛羊肉和面粉出口到了欧洲。到了1890年，阿根廷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以后的二十多年，却是欧洲移民大举入境的年代；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年代；是掌权者面对繁荣期的风波不知所措的时代；是富有者为保护既得利益不择手段的时代；是变幻风云逼向共和国的年代。
终于在1929年，阿根廷目睹了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从那年起一直到“民主回归”的1983年，阿根廷人就生活在一轮又一轮的军人政权的动荡之中。1946年，贝隆将军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作为多次军事政变的参与者，贝隆将军给阿根廷带来了一个没有军事政变的年代，但时限却不到十年。在阿根廷，贝隆是一位有人热爱又有人痛恨的人物。爱他的人，爱他的魅力，爱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话般的能力。贝隆当选总统后，经济上，试行改革，改善大众生活，实现了义务教育。政治上，成立了贝隆党，控制了工会，推行个人崇拜，打击言论自由。他著名的第二任妻子艾薇塔，更为他笼络了阿根廷劳动阶层的心。
虽然贝隆将军同样在1955年被军队中的后起之秀所推翻，不得不流亡海外。但是他却利用自己出色的政治手腕依旧遥控着阿根廷国内的政局。由于贝隆的努力，从1955年到1973年，没有任何一个新上任的总统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一个又一个的军事政变，最终把阿根廷拖向战乱的边缘。动乱中的年轻人选择了枪杆子。左翼和右翼游击队在阿根廷城市里相继出现，用武装斗争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他们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这些由阿根廷受过最好教育，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们组成的游击队。他们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宣传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为了购买枪支弹药，为了武装自己，他们突袭外国商业机构，绑架商人，抢劫银行。这并不能用简单的疯狂来形容。对走投无路的人来说，也很难用是否文明来判断他们的行为。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贫困，面对动乱。自从有人类存在，就有人为生存而挣扎，就有人为掌握自己的命运抗争。可悲的是，在阿根廷，这个信奉博爱的传统天主教的国家、这个崇尚法兰西文明的国家，民主并不是传统。如同西班牙式的英雄“佐罗”（注4）那般的夺枪杀富，常常是建立公正的唯一手段。
于是热爱和信赖贝隆将军的阿根廷人相信，只有贝隆能够救阿根廷。于是1973年流亡归来的独裁者再次当选为阿根廷总统。而包括阿根廷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博尔赫斯在内的“民主人士”则为历史的再次轮回而痛心疾首。不过富有政治手腕的贝隆依旧不负众望：他先稳定了经济，稳定了民心，然后转身对付游击队。不过任何高超的手腕都无法回绝死神的召唤。1975年贝隆去世。以他第三任妻子为总统的政府立即失去控制能力。工人罢工，游击队突袭，安定团结的局面毁于一旦。军队再一次推翻了独裁的贝隆政府，这令博尔赫斯在内的“民主人士”欣喜不己，他们当即公开宣布支持军统政府。他明白，如果阿根廷再次举行选举，愚蠢的民众肯定会再次推选贝隆党。这是博尔赫斯们所不能容忍的。诗人博尔赫斯热爱民主，但是，如果民主的结果是选出一个独裁，他宁可不要民主。他宁可要一群不经选举就可以掌权的精英，然后再由精英引导民众认识民主，由精英去料理那些少不更事的游击队。
博尔赫斯有他的道理。贝隆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出的独裁者，也不是最后一个，所以选举有可能创造独裁者。但是世上真有博尔赫斯期望的的精英吗？控制了国家大权的精英真的能为大众指出一条民主的道路吗？早有哲人说过：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推翻了贝隆的“精英”们，手里举着的，同样是屠刀。民众也不愚蠢。他们未必不爱民主。但独裁者给他们带来了温饱，带来稳定，带来他们向往却不曾拥有的东西，于是他们投独裁者一票。他们不过是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投了一票，天经地义。
刚刚掌权的军统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治理国家的行动就是打击游击队，对游击队员以及同情他们的市民进行了一场“零度容忍”的清算。在这场称为阿根廷的长达七年的“肮脏战争”之中，有人从餐桌上被带走，有人在光天化日下从大街上消失。有人被装进麻袋用直升机丢入沼泽地，更多的尸体被从飞机上抛到大海里，三万多人毫无声息地蒸发在了空气之中。在血腥的镇压之下，到1980年国内的游击队就被阿根廷军统政府全部歼灭了。但是刺刀可以毁灭肉体，却无法创造财富。1982年，军统政府因为无力维护崩溃的经济，决定打民族牌。四月，阿根廷军队突袭近在咫尺的英国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宣布收复领土。举国欢腾。但是六月就因为因敌不过英国远征军的强烈反攻，阿根廷守军宣布投降。举国声讨。1983年2月，军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和国内各党派协商，决定结束军统，举行全国总统选举。至此，阿根廷历史上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军政府时期宣告结束，“肮脏战争”也随着偃旗息鼓。
早已碾转于欧洲渔猎荣誉的博尔赫斯或许对“肮脏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即便知道了，也未必会站在遇难者的一边。或许就如同他在自己的作品《德意志安魂曲》中的卷首所引用的《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所叙述的“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因为博尔赫斯，这个光芒四射的名字，早已选择了支持军统政府。
曾经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玫瑰宫阳台之上接受万千民众欢呼的加尔铁里将军由于其在马岛战争中“指挥失误”，而被判刑12年。虽然1991年他获得了特赦。但是在2002年7月11日却再度阿根廷阿司法当局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42名前军人政府官员。他们被控参与了军政府时期对20名持不同政见的左翼人士的绑架、迫害、杀戮等事件，被捕后被关押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一座军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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