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3年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转变；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配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有些人也学会了穿上全套美式军装，开着敞篷吉普，挟着“抗战女郎”招摇过市。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他们之中没有人死在陆上，个个都牺牲在惨烈的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苍烟落照，一枕清霜，从此湮没无闻。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
林耀，澳门人，在同期飞行员里他年龄最长，也最沉稳。在其他飞行员和我三舅相继牺牲后，母亲待这个同宗的青年人更加如亲弟弟一般。我们家搬到李庄以后，林耀常给父亲和母亲写来长信，母亲总是反复地读，并常说他是个“有思想的人”。
大约是在1941年，他作战负重伤，左肘被射穿，虽然没有伤到骨头，却打断了大神经。伤口愈合之后，医生又给他动了二次手术，强把神经接上了，但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医生知道他喜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一架留声机（这在当时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用听音乐来镇静神经，同时进行各种恢复性锻炼。在疗养中，他开始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这常常疼得他头上冒汗，但是他顽强地坚持着。最后，终于恢复了手臂功能，可以出院了。本来，他完全可以离开战斗第一线，甚至申请退役，但是他却回到了作战部队，还驾起了新型驱逐机。
他在归队之前，曾经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李庄来看望过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大约是在1942年的深秋。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德意日法西斯正猖獗一时，大后方人们的心情悲观忧郁。母亲被病魔击倒，痊愈无日，困于床褥，而林耀也正经历着同辈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
他们在李庄简陋的农舍中重逢，那气氛很难说是欢乐的。他们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长时间地沉默。林耀带来了他的唱机和唱片，说他已经用不着了。这给我们那种“终岁不闻丝竹声”的生活多少增加了一点乐趣。他很有音乐修养，是我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贝多芬怎样同耳聋症搏斗，一面放《第五交响曲》，一面喃喃自语：“命运又一次来敲门……”；他还讲过威伯的《邀舞》：“请求，……拒绝；再请求……再拒绝；……答应了……跳起来了……”。有一次，他说自己感冒了，带着我和姐姐跑到扬子江边，十一月的天气，竟跳到江中游起泳来，还说这是治感冒的好办法！不会游泳的我在岸上羡慕地看着他在水中沉浮，望见他左臂上露出粉红色长长的伤痕。
他归队不久，曾奉命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去接收过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飞回成都后，他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喀秋莎》（还有他手抄的中文歌词），给我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还有一包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哈蜜瓜干。他同父母谈了许多新疆见闻，包括红军、共产党什么的。可惜我这个五年级小学生当时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那种苏式飞机设计不合理，有一个冷却用的水箱，还风趣地说：“天上有那么多风，不用风冷用水冷，打漏了怎么办？”这一次，除《喀秋莎》，他还教了我一首《航空队员进行曲》，歌中唱道：“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青年的，航空员！”从那时起，每当我唱起或回想起这支歌，都会想起林耀，而且眼前总会浮现出巫家坝机场上空那一架架从白云边掠过的老式双翼飞机。直到解放后，我才从一个歌本上知道，这原来也是一首苏联歌曲。
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的秋天，我离开李庄到重庆读中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这以后林耀同家里有过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就在这年秋天，日军发动了“南下战役”，衡阳在日军围困47天之后失守，接着是湘桂一带中国军队的仓惶溃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庄，母亲才告诉我，就在这次战役期间，在衡阳一带空战中，林耀失踪了。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七七默哀”。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这首诗曾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发表，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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