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恶狠狠地确认。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方子洲原来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上海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柳韵。”我忘了撒谎。

“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只是过路人！你们快来吧！”我终于没招出爱农银行，就赶紧挂了电话。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往日里那炊烟缭绕的几间破房子，方子洲的老巢，却突然在清水洼的林子里消失了！！无论我怎么环视，现在，在我的眼里，除了清水洼参天的大树，除了那只硕大的黑贝犬依然在远处矫健地闪现一下，就是漫野枯黄的薅草，再没有了人烟。在原来那几间房子的遗址上，遍布瓦砾，一对消瘦的白发老者正在一片瓦砾上耐心地拣着破烂。

“原来那几间房子呢？”我问。

白发瘦老头儿眼睛很大，外凸的很厉害，被松弛的眼皮包着，仿佛随时都能掉下来一般。据说，他姓何，世居这一带的人都叫他何大爷。他听到我的声音，慢慢地直起腰，狐疑地望着我，回答：“让推土机推啦！这是上午的事儿了。”

“为啥子？”我问。

“为啥！听说薇州有一家公司淘换了这块地，要接着建高尔夫球场了。”

“那个雅皮士呢？”我失落中带着难于抑制的气哼哼的语调。

“雅皮士？也就是坏人！？”老妇也站起来，立刻还我了一个气哼哼，而后神经兮兮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据说，她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学过诗词曲赋，工于毛泽东诗词、语录，但是由于一直没工作，也没人知道她的姓氏，这一带的人都随着瘦老头儿的姓氏叫她“何大妈”。她大约五十岁左右，有着晒成古铜色的皮肤，戴着一副黑塑料框的近视眼镜，镜片奇厚；她眼睛看人时凝重而怪异，时而呈游离状。听了她莫名其妙的话，我感觉她的神经一定不是很正常。她又说：“这儿没坏人，我瞧推房子的那帮子人，才操蛋呢！”

何大爷以目制止了老伴的唠叨，狐疑地问我：“您是薇洲公司的？还是房地产公司的？”

我摇摇头：“我只是要找那个叫方子洲的钉子户。就是总把陶渊明‘怡然自乐’挂嘴边上那个人！”

何大妈不再回答我的问话了，突然大、直了双眼，高叫一声：“我要申冤！你们凭嘛推了我的屋子？”

“人家说你是违章建筑！”何大爷插嘴，他不让老伴开口了，悄声对我说：“别怕，她精神有一丁点儿毛病，不会伤人！”

见老伴没听到他的话，便又悄悄问我：“您是取光盘的吧？方子洲倒是告诉我，让我把一张光盘交给一个来这儿踅摸他的女孩子。”

“光盘？”我倒莫名其妙了。方子洲怎么会给我光盘？一定是这对老糊涂搞错了。我再怎么痛恨方子洲，也不想冒充另外一个女孩，来骗人财物，何况只是一张小小的光盘。

何大爷见我不说话了，便主动问我：“您是不是总在这儿遛弯儿？是不是就住北边儿的银行宿舍里？”

我点了头。何大爷见了，赶紧蹲下身，从扔在瓦砾上的破布包里摸出一张光盘。那张光盘被一层薄薄的塑料薄膜包裹着，在夕阳的照射下奕奕的闪光。在阳光没照到的地方，我依稀发现了几点血迹。

何大爷补充道：“晌午，子洲不准那帮人推屋子，被暴打一顿，脑袋都让人给花啦！而后，公安局来了人，把他们都带走了。现在，放出来没？我俩还不知道呢！”

我接过光盘，发现在塑料包装上面，除了几点斑斑血迹，什么也没写。我忽然对方子洲有了几分好奇，脱口而出地问：“方子洲到底是啥子人？”

我的话音还没落，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的嘶叫声。远远地望去，有两辆蓝白两色的桑塔那轿车呼啸着向这边赶来。这一定是我打110报警奏效了，一同帮我对付方子洲的人民警察赶来了！我没多思索，急忙装了光盘，赶紧沿着坎坷的来路逃跑，兜里的干土也被我连同手绢一块儿扔掉了。我不知道现在除了落荒而逃，还能有什么办法避免眼前的尴尬：我这不是成了愚弄专政机关，走到人民警察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说起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爱农银行储蓄所一般员工（这个我厚着脸皮、委曲求全而谋来的岗位），虽然工作在地处闹市区的高楼大厦里，高坐在明窗净几的柜台后，其实，工作的性质远没银行华丽的外表来得辉煌，简直就像一个美名为“花大姐”的小飞娥，只能远看，不能近闻，而且其工作的辛苦不亚于“花大姐”的臭气，让人一心要远离。像最普通的老员工们一样，我每天一连八个小时像个机械人一般无休止的点钞，几乎没休息的时间，也没休息的地方，此外，与老员工们不一样的是，我还要不断地忍受同事们好奇的眼神和不断的盘问：

“分行？一个多好的单位！你为啥不在那儿干了！”

“你是不是捅了篓子，惹着分行啥人了？”

“你是研究生，起码也能踅摸到一份好工作呀！凭啥受他们的气？”

“有一张美女的脸蛋，有一副妖精的身段，不是你的错呀！”

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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