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确会有一个时刻，自己对自己妥协。那时你会宽容自己的缺点，你面对自己面对失败的时候更加坦然、更加平静。那是一种境界，但绝不是在二十岁，绝对不是。二十岁是一个不停地去吸收、去积累、去受伤，然后重新学会面对的美好过程。一个女孩子，若是不喜欢不关注美丽的衣服和外表，她要是有好好的日子放着不过低声下气地给人打工，她要么是真傻，要么是心里有更加远大的理想或抱负。这些理想和抱负，压得住她的欲望。当你纯粹起来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变得无比强大，挡得住流言，抵得住鄙夷。

有些生命里的奇迹，像岩石里开出的花朵，吸引着你去探索和尝试，搔得你心里痒痒。心里痒痒怎么办？去行动！绝不能放任它痒下去，正如攻克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接去面对恐惧一样。所以，生活里只有成功和快乐这样的硬性指标吗？不。生活像博大精深的海，它暗潮汹涌，但里面还潜伏着希望和梦想，潜伏着那些让你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与得失的东西。

想被人夸，你就要活得小心翼翼。我只想活得真实，也做好了被骂的准备。

一段很长的路，你走过来了回头去看，如果能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东西让你在想起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感到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幸运了，那就是值得了。

所以，人生的第一大快事，是在最恰当的年纪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同样爱你的人。第二大快事，是在最恰当的年纪奋不顾身地去做你想做的事。

而为什么要做喜欢的事、爱喜欢的人，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后悔。

敢放弃，或许也是一种智慧

我有个朋友出国了，想家，几年不回来，说没做出成绩，没脸回家，天天压抑。我问她，怎样才算有成绩呢？她说，有本事留在那儿。我又问，怎样才算有本事留在那儿呢？她说，要么拿到工作签证，熬几年就能有长居资格；要么结婚，熬几年也一样能拿绿卡。

朋友a的情况是这样的，她从欧洲某国的高校以研究生学历毕业，毕业那年恰好当地政府出台限制外来人口的就业政策，找工作非常难。她要强，不服气，不回家，非要拼出头来，找了当地的男朋友，两人有文化差异，经常闹矛盾，那男人时不时就打她。她忍着，为了能熬出头，为了证明自己，为了那一丝丝能拿到长居资格的希望。

朋友b是这样的情况，从某国高校以研究生学历毕业。那个国家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尤其对亚裔男性，在生理心理上严重摧残，各个行业都保证让人感觉自己输在起跑线上。他的心理已经被挤压得严重变了形，但他说，他一定要拼出来，拿长居或绿卡。

朋友a是个美女，如果她回国，以她的经历、背景、学历，最起码也能当个高校外语老师，过上安逸的生活。

朋友b家境很好，长相智商都不错，但是他选择在某个毫无希望的国家找希望，在严酷的摧残中寻找坚强。

人各有志，我无权对其他人的追求做任何评价。

我有疑问的只是，到底什么才算价值，到底怎样才算证明自己？

出国就一定要留在那儿吗？没拿到绿卡或者回国就是失败吗？

如果用身体做资本去拿长居，对我来说也不十分难。那时我二十出头，是高校大学生，有前途，有工作，又会做中餐，不用男人养我，想跟我结婚的欧洲男人不会少。如果我这样拿了绿卡，我算是个熬出头的成功者吗？

那些看似风光的人，背后的沧桑或者肮脏外人未必知道。

假设我以出卖自己的方式拿长居，而非我有能力、工作卖力，那只能证明我豁得出去，仅此而已。

有些人坐享其成的东西，另一些人要为之拼得头破血流。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有些人”，也都可能是“另一些人”；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成为“坐享其成”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为之拼得头破血流”的东西。

所以你在拼命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想过，你为之拼命的东西究竟值不值得，究竟是不是应该拼的，而衡量的标准，我想就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踏实，是不是感到满足和幸福，是不是看得到希望。

有个学妹c，身高178厘米，模特儿身材，长得也好。我们系规矩非常严格，学妹一定要本分，要尊敬学姐，不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这个浓妆鬈发的姑娘，一来就相当惹眼，大家都等着看这个学妹会受到怎样的处分，结果姑娘把头发弄直了，染烟了，她知道这样就没人能找她的麻烦，但心里依然清高。学生会招生，她压根儿不屑，自己去外面参加各种选美比赛，这就是聪明。聪明在于她认得清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吃语言这碗饭的，也不起早贪烟跟大家抢饭吃。她往那儿一站，你就觉得，她就是个模特儿。她去参加选秀，一路杀到前三甲，因为是外国语学院出身，可以说两种外语，虽然不那么专业，但比起其他选秀女，有更多优势，机会也多。后来我在国外，常常看人人网上她更新的各种秀的照片，她的身材、气质非常适合走国际路线。我跟她说，你好好努力，好好发展，外国人会喜欢死你，你会特别火。猜姑娘怎么说，她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我现在的小生活挺好的，没有压力，还能挣钱。

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认得清自己，会做选择。现在她在外面走各种秀，回来就安心学习，跟姐妹一起吃喝玩乐，名利场上的事一点儿不参与，因为她知道这样稳扎稳打，前途就不会很坎坷。

有个朋友d，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有梦想的人，她的梦想就是做会计。从高中到大学她都很迷茫，但某一时刻她终于发现自己就是想做会计，于是她买了好多会计的书，准备考试。大学毕业后家里人给她安排在商场做办公室主任，按理说这是挺好的工作，但她很讨厌办公室里的尔虞我诈，讨厌那些阿谀奉承的势利小人。在那家商场做行政工作的一年，她整个人都快傻掉了，她年纪小，又单纯，商场的其他职员联合起来欺负她，而且越来越过分。她不想去上班，整天精神萎靡，不停地生病，脾气暴躁，内分泌失调，满脸痘痘，情况愈演愈烈，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求我跟她说说话。我听她说话就知道，她已经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这也是许多理想主义者都碰到过的情况，当现实和理想太悬殊时，年轻人总会因为过度压抑而受不了。她想等待年底辞职，结果提前被降职，她打电话问我怎么办，声音都气得颤抖了，逻辑也很混乱。我说，你终于解脱了，你再不解脱我都被你折腾疯了。为了那几千块钱，你把自己给糟践傻了值不值，你要是觉得值，就继续做；不值，就走。然后她就辞职了，辞职一个星期后我去她那里住，发现她又容光焕发了，以前的精气神儿也回来了，但长期以来的压抑给她留下很多隐患，现在回家天天打吊针，养病养心，准备投入下一份工作里——下一份工作，终于是她想做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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